下午三点，银广夏以一个小十字星的走势慵懒地结束了当天的交易。自从7月份大盘急跌以来，银广夏股价并没再次出现太大的波动，它依然以超级蓝筹股的姿态睥睨着整个市场。
这个时候市场上所有的人都不会想到，银广夏将被卷入到一个惊天大漩涡中。当天晚上，即将出版的《财经》杂志率先在互联网
上刊登出记者凌华薇和王烁采写的《银广夏陷阱》的一文摘要，认为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银广夏）股价过去两年暴涨的背后，“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银广夏的黄金面具应声脱落，并由此引发了中国证券市场长达数年的整肃风暴。
2001年8月3日一大早，朝阳门外泛利大厦10层的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联办）办公大厅里，所有的人都已经知道即将出版的《财经》杂志的那篇文章，大家的脸上满是惊讶，同在一间办公室，大家竟然都不知道《财经》对银广夏“下手”，而且调查已经持续了一年有余。
8月2日晚上，银广夏的高管人员得知了这一条消息，立即向深交所连夜申请紧急停牌，并于8月3日召开董事局临时会议。
此时《财经》发稿之后，已经第一时间通知了中国证监会。随后，又把相关材料转交给了证监会。8月3日,中国证监会对银广夏正式立案稽查，并于8月5日派稽查组抵达银川。时任证监会稽查局局长的肖远才依然记得8月3日：“那是个星期五，看到 《财经》揭露银广夏造假的新闻后，我立即召集负责调查上市公司案件的一个副局长和一个处长商议，决定紧急抽调人员组织一个十人调查小组，周六去天津，周日进入天津广夏公司现场。”
证监会这一次展现出了极高的效率，结果，这些调查人员用9天时间基本查清了天津广夏的问题。
8月3日晚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银广夏董事局和监事会成员都赶到了银川，夜里11点，12位董事及4位监事(含委托代表,各缺席1人)召开了董事局和监事会临时会议，商议对策。
随后银广夏自己的核查小组8月4日进驻天津广夏公司，8月8日，银广夏公告承认，“天津公司的确存在产品产量、出口数量、结汇金额及财务数据不实,问题严重,涉及面广，需要彻查”。
9月10日银广夏复牌，到10月8日的15个交易日里连续跌停，股价从30.79元一路狂泻到6.35元，跌幅达78.7%，市值蒸发67.96亿元，期间换手率高达71.33%。这只2000年全年涨幅高居深沪两市第二的股票,一个月的时间就天上人间了。
2001年9月1日，实在不能再拖延的银广夏中报出台，中期业绩一下子就下降，亏损近2000万元，每股盈利为-0.039元。银广夏2001年中报还显示，总资产22亿元，负债已超过16亿元，这些负债包括银行贷款15.2亿元，还有银广夏于1999年发行的为期3年的企业债券8000万元。
半年之后的2002年4月23日，中国证监会公布了对银广夏的调查的最终结果：银广夏自1998年至2001年期间累计虚构出售的收益104962.6万元，少计费用4945.34万元，导致虚增利润77156.7万元。其中，1998年虚增利润1776.10万元，由于银广夏主要控股子公司天津广夏1998年及以前年度的财务资料丢失，银广夏1998年度利润的线.86万元、56704.74万元和894万元，当期实际亏损分别为5003.2万元、14940.1万元和2557.1万元。此外，公司还存在隐瞒下属公司的设立、关停情况，虚假披露配股资金使用情况及对外投资情况等违规事实。
银广夏的神线年年末，银广夏的股价突然启动，从13元一路涨至36元，经过一次“10转赠10”的优厚分红后，再次从17元涨至38元。股价疯涨的背后必然有“业绩”支撑。
根据银广夏1999年年报，银广夏的每股盈利当年达到前所未有的0.51元；其股价则先知先觉，从1999年12月30日的13．97元启动，一路狂升，至2000年4月19日涨至35．83元。次日实施了优厚的10转赠10分红方案后，即进入填权行情，于2000年12月29日完全填权并创下37．99元新高，折合为除权前的价格75．98元，较一年前启动时的价位上涨440％，较之于1999年“5·19行情”发动前，则上涨了8倍多；2000年全年涨幅高居深沪两市第二；2000年年报披露的业绩再创“奇迹”，在股本扩大一倍基础上，每股盈利攀升至0．827元。
银广夏业绩的奇迹性转折，是从1998年发端的。这一年，银广夏传出了来自天津的“好消息”。1999年天津广夏“独撑大局”：银广夏利润的75％来自于天津广夏；到了2000年，这个比例更大，一切都源于天津广夏与德国诚信公司签订出口供货协议，天津广夏将每年向这家德国企业来提供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技术所生产的蛋黄卵磷脂，及桂皮精油、桂皮含油树脂和生姜精油、生姜含油树脂产品。
“奇迹”并未到此为止。2001年3月1日，银广夏发布了重要的公告，称与德国诚信公司（FidelityTradingGmBH）签订连续三年总金额为60亿元的萃取产品订货总协议。仅仅依此合同推算，2001年银广夏每股盈利就将达到2至3元。
如此看来，银广夏未来几年内均可稳获超额利润，股价的疯狂上涨似乎也有理有据。但是最后的事实上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所谓的萃取技术，所谓的海外订单，完全是子虚乌有。
自2001年3月，联办旗下的媒体已开始对银广夏质疑，《证券市场周刊》和《财经时报》先后登出联办分析师蒲少平的长文，对银广夏快速地增长及丰厚利润提出9点质疑。2001年7月，加盟《财经》杂志不久的凌华薇开始就银广夏展开密集采访。
其间颇多曲折。在此一年间，凌华薇两次赴银川，并到西安、芜湖、天津等地采访，从初期探询银广夏巨额利润的秘密到逐渐发现银广夏造假的事实，并最终在天津海关得到确切证实。
2001年8月，《财经》杂志发表的《银广夏陷阱》文章揭示了此前持续两年业绩快速地增长是源自其从德国进口的一种设备——二氧化碳超临界萃取设备。1999年7月，第一条500立升×3的生产线在银广夏在天津的子公司天津广夏试车并投入生产。随后，又在芜湖和银川投资设立了两条1500立升×3和一条3500立升×3的萃取生产线，使银广夏成为“亚洲第一、世界第三”的萃取基地。
而实际上，据《财经》的调查，银广夏根本不具备这样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而且其出口价格、利润率之高超出了真实的情况。并且，以他们的了解，天津广夏真有如此大的出口量，按照现行税法，应向有关部门办理至少几千万的出口退税，并在财务报表上反映出来。而事实上银广夏的年报里根本找不到出口退税的条目，亦从天津进出口退税分局查实：天津广夏从未办理过出口退税。
在银广夏业绩两年高速、虚假增长的过程中，天津银广夏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依据银广夏披露的资料，天津广夏1999年度、2000年度出口萃取产品额分别为2．2亿元人民币、7．2亿元人民币。在银广夏利润构成中，天津广夏占到了1999年所有利润的75％以上；而2000年几乎为100％。
天津广夏董事长董博说，在1999年和2000年，天津广夏的造假是在银广夏董事兼首席财务官兼总会计师丁功民两次授意下来制作虚假财务报表，以制造银广夏股票收益一直增长的现象。根据丁功民的指使，他虚开了290份增值税发票，每张发票都按允许的最大金额开具，累计金额达2．2145余亿元。在2000年的年报中，他虚构了4．1764亿元利润。
董博说，为了使财务报表能够相互吻合，他通过倒推的方法，根据“成本”计算出“销售量”和“销售价格”，并依据这些销售量和销售价格的结果，安排每个月的进料和出货单以及每月、每季度的财务数据。通常情况下，要先得到销售量和销售价格的数据，经过计算，才能得出成本。
为了保证这一些数据的 “真实可信性”，董博还安排天津广夏为2000年的2．2145亿元增值税发票支付了一定的代价——天津广夏向税务机关交纳了500万元增值税款。此外，董博还安排相关的工作人员伪造生产班组记录。在董博的安排下，天津广夏公司总经理阎金岱伪造了详细的生产班组记录。而其中的有些文件是董到天津一座立交桥下面，请一些刻假章的代为盖章。
就这样在凭空捏造的业绩下，银广夏成为1999年到2001年深沪两市最牛气冲天的股票。
现在看来，银广夏是那个时代上市公司造假的典型代表，而其中牵涉的各方利益以及隐藏在背后的各种势力奋力挣扎，使得整个银广夏造假案错综复杂，扑朔迷离，时至今日，我们依然没办法理解对造假案当事人令人大跌眼镜的处理。
从一开始，银广夏就没打算束手就擒。银广夏案发后，8月9日，银广夏董事局成立了事件危机处理小组，声称“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了解各方的情况，立即处理在此期间也许会出现的突发事件”。从9日到13日通过公关公司连续向媒体发了四份传真：第一份，“有问题的只是天津广夏”；第二份，“天津广夏≠银广夏”；第三份，证监会稽查局调查小组“对银广夏的配合比较满意”；第四份，“主要当事人”是天津广夏董事长、法人代表董博。
银广夏危机处理小组正引导着事件一步步发展，把问题引向天津广夏，指挥银广夏有计划地撤退。
接着，银广夏管理层莫名其妙地开始把公众的视线日，银广夏董事魏德元接受记者的采访，对外披露当时毫无事实依据的银广夏重组事宜的信息。2001年10月18日，魏德元再次接受记者的采访，擅自以新闻发布的方式向外披露银广夏的重组进展情况。
2001年10月25日，忍无可忍的深交所对银广夏董事魏德元公开谴责，并认定他“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职务”。
2001年银广夏的中报里说，天津广夏谎报利润，并且将1994至1998年的财务资料“丢失”，无法对其财务情况进行核实，所以公司中期财务报告中将其全部财务报表不予合并。
银广夏此时依然在玩丢卒保车的把戏，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天津广夏身上，撤销了公司董事局副主席、总裁李有强的职务。意思很明确，就是造假是天津广夏的事，与银广夏无关。真的没关系吗？银广夏以天津广夏的模式再建了芜湖和银川两条生产线，投资数亿元，莫非这也是受到天津广夏的欺骗了吗？其实，银广夏是为了在股市上多圈钱，铤而走险，才创造了天津广夏的神线时左右，银广夏公司更是在自己的网站上抢先发布了重要的公告称：“因本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天津广夏(集团)有限公司谎报巨额利润，导致本公司1999年度和2000年度利润等有关信息公开披露失真。中国证监会的稽查结果已于9月6日公布，本公司股票将于9月10日上午9∶30起复牌。”实际上，这仍然是想把问题局限在“天津广夏”范围之内。
上市公司“丢失”财务资料，这在深沪股市10年来是第一次，为何会出现这种怪现象？为什么银广夏迫不及待地要“复牌”？为什么在证券交易市场操纵银广夏股票的“大庄家”没有被列入调查之列？为什么在银广夏抢先以非正式渠道公告之后，没有人制止？而有关部门对银广夏的处罚也仅仅是罚款60万元，并责令改正。所有这些现象，说明“银广夏事件”不简单。
最为奇特的是，作为银广夏的董事局主席，时任宁夏科技厅厅长的张吉生并没有承担刑事责任，只是遭到免职的处理，而在2002年12月20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过程中，张作为银广夏法人代表不但没列为被告，且仅作为证人为法庭提供了一份不痛不痒的证词，令旁听者哗然。
最后认定，银广夏总裁李有强才是造假事件的总导演，其于2001年9月遭刑事拘留。2003年9月，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提供虚假财会报告罪，分别判处李有强、丁功民、原天津广夏副董事长兼总经理阎金岱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并处罚金3万至8万元。判处直接造假人、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万元。此外，以出具证明文件重大失实罪分别判处被告人深圳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合伙人刘加荣、徐林文有期徒刑2年零6个月、2年零3个月，并各处罚金3万元。
当时所有参与旁听的人都认为，董博这种极其恶劣的造假行为将会得到严惩。但最终的判决结果相去甚远。
后来，一位参与旁听的银行界人士坦白说，这样的结果并不意外，董博只是造假实施者，因为他没必要为银广夏去牺牲掉自己，27岁的他只可能是受人指使，而真正的幕后者永远都不会浮出水面，“因为这里面存在一个悖论，董若全盘招供，性命必然不保，若揽下责任，则不可能遭到太大的惩罚，因为他手中握着不为外人知的超级砝码。”
在庭审过程中，李有强陈述说，天津广夏业绩造假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增发资格；对于天津广夏财务报表造假，李有强坦言“自己都知道”。随后就在轮椅上呼呼大睡，似乎根本就不在乎最终的结果如何。而27岁的董博在庭审的间隙，脸上还挂着一丝微笑。
在刘家荣和徐林文的辩护律师对银川当地的银行提供的公章的真伪提出质疑之后，主审法官宣布休庭10分钟。坐在审判席上的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的一位副院长站起来，大声斥责辩护律师：“别以为你是北京的律师就可以乱说，这可是在银川的地盘上！”
2002年12月24日，银广夏案开庭审理后三天，一行记者踏着皑皑白雪来到了距离银川几十里路之遥的昔日银广夏治沙基地。2000年，陈川去世后便埋葬在基地办公楼前，在这里有一尊近两米高的陈川半身像作为墓碑。雪后的冬日，陈川的墓前，摆放的一束鲜花格外惹眼。银广夏走到今天，一手缔造银广夏的陈川若地下有知，不知作何感想。
说到银广夏，陈川永远都是一个无法绕过的人物。广夏事业创始人陈川，1939年6月25日出生于山东青岛；1960年支边宁夏，从事文化工作，著有戏剧、报告文学等50余部（篇）；1984年南下深圳，10年间创立了广夏文化实业有限公司等10余家广夏企业；1994年1月28日创建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常委，一级编剧。
2000年2月14日，61岁的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创立人、董事局主席陈川在北京病逝。
1984年，在宁夏文化厅任职的陈川，被一封匿名诬告信指控与一件“命案”有关。1984年7月7日，陈川被逼远走深圳。1984年12月26日注册了“深圳广夏文化实业有限公司”。先后创建了“广夏文化”、“广夏录像器材”、“广夏微型软盘”等多家公司。
1992年，陈川再把目光转回到宁夏。由宁夏方面独资，拥有近两亿元资产的广夏文化实业总公司开张了，陈川先后出任总经理和董事长。1993年他把深圳广夏微型软盘有限公司、深圳广夏微型软盘配件有限公司、深圳广夏录像器材有限公司等三家下属公司合并改组，经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及有关部门同意，上报中国证监会核准，发行股票。1994年1月28日广夏（银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成立，同年6月17日代号为 “银广夏A”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这是宁夏的第一家上市公司。
回到宁夏后，陈川的梦想长出了翅膀。1995年，银广夏决定同宁夏水利科学研究所合作，成立银广夏天然物产有限公司，从当年夏天开始在银川附近的沙漠大规模种植麻黄素。这得到了宁夏当地政府的高度认可，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高度赞扬说：“广夏改造沙漠的举动，把政府行为变为企业行为，走出了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路。”
1997年9月11日，广夏贺兰山葡萄酿酒有限公司成立，在贺兰山下搭建葡萄园。用陈川的话说，要做就做大项目。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马启智再次表扬陈川：你们总是出奇制胜，是西部开发的大手笔；要总结广夏经验，学习广夏精神。
2000年9月19日，《人民日报》在一版刊登《无边大漠写新绿》一文，高度赞扬银广夏的治沙成果。
当时《中国证券报》的一位记者一针见血地评价道：银广夏的前身，即陈川带领一班人马从深圳杀回西北宁夏时的公司，性质显然应该是极具民营色彩的，但后来的银广夏却摇身一变成为宁夏自治区第一家上市公司，众所周知，此时的银广夏已显露出浓厚的政府背景，直至今天，宁夏综投的介入，依然凸显着银广夏特有的政府色彩。纵观几年间的银广夏，似乎始终陷于一个三点支撑的怪圈——政府色彩、治沙产业、财务造假，三点顺序排列，首尾相接，银广夏在圈中，一时风云在手，一时人人喊打。细寻其因，三点似乎互为因果，而政府色彩仿佛是根源所在。
在银广夏公司的网站上，编剧出身的陈川在其 《广夏志》中写道，“广夏，大屋也。广夏接榱，黎庶乐居”，寓意于此的银广夏是一个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公众公司，不仅为股东谋利，更兼济天下、造福社会。但在后人看来，这真是莫大的讽刺。